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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八年元旦前夕，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所致新年贺辞中，提及了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们的来信与西迁情怀。
笔者闻知，倍感温暖、亲切，心潮澎湃。于是乎，浮想联翩，常夜不能寐，如同穿越时空隧道，故人、故事影像回放一般地把我带回到那火红的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联想到了抗日烽火中的高校内迁往事。
交大西迁与抗战时高校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高等学府从沿海迁往内地的悲壮而成绩显赫之举，系世界上一个国家爆发全面战争时所独有。
阴险、狡诈、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蓄谋已久，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手段，皆无所不用其极。绞杀我中华悠久灿烂辉煌之文脉，亦其念念不忘的狠招之一。
抗日战争时的高校内迁，多系不得已的应急之举，但是早有准备者亦有之。天津南开大学创建者张伯苓校长，慧眼独具，料定日寇必将武力攻津。遂早早在重庆选址购地（现重庆南开中学址），以供日后南开内迁之用。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刻意炸毁天津南开大学。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位于上海江湾五角场的复旦大学，亦遭日军炮轰。地处华界、张元济先生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及巨量珍贵藏书皆被日机灭顶。地处法租界徐家汇的国立交通大学幸免于难。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率文军西征的广西宜山暂住地，也遭日寇军机蓄谋轰炸。
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西北联合大学（陕西汉中）、暂驻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迁到重庆的交大、一路流动的浙大、自南京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九旬爱国老人马相伯率领西迁的复旦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厦门大学，这些内迁高校都延续并发展壮大了中华文脉，国之栋梁、优异人才迭出，若干学术领域的科研成果竟然不落后于国际。例如：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李约瑟博士，实地考察了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的浙大后，极其惊讶地发现，在条件极其艰苦、实验设备物资贫乏的情况下，中华学人竟然在理论物理、生物遗传学等尖端领域，拥有世界级科研成果。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专家，也是一九五二年认定美军在朝鲜半岛实施细菌战的国际调查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高校师生的爱国情怀炽烈、坚韧攻克万千险阻，以求学成报国，绝不屈从于外侮淫威。当然，投笔从戎，上战场拼杀敌寇者，亦大有人在。浙大学生李政道就是当年报名参军者之一。其师闻知后云：别人皆可参军，唯独你不可以，并将其转学到西南联大。中国赴缅远征军同一辆坦克乘员的老交大、同济、复旦抗日学生，前些年还聚s*黄浦江畔。
一九五五年中央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决定，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面完成之后，正值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中，还在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朝鲜战争停战之后。
中央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决策，战略意义深远。这不仅关乎全国教育系统高等院校的战略布局，同时和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机电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我国的战略纵深在大西南、大西北，西部发达了国家方能屹立。为何不搬迁更多的学校，单单只迁移交通大学一家？这是中央对交大、对交大人的高度器重和信赖，确定交大能够胜任。
交大的西迁，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迥异于抗战时高校之内迁，西迁时得到的运力、财力、物力支持则更远胜过抗战时期。至于交大西迁人、财、物的安全性保障，更远非抗战时期可比了。
交大的西迁历程
交通大学的西迁，其实经历了数年时光。
一九五五年中央作出交大西迁的决定后，威望很高、党政级别也很高的彭康校长迅即于四月九日（校庆59周年的次日）开会传达，并全面安排、落实行动。彭校长亲赴西安选定校址——西安市近郊、和平门外、大唐兴庆宫遗址之南，大唐长安城长乐坊遗址之上。迅定的这一切和以张德生书记、赵寿山省长为s*的陕西省、西安市党政领导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
立马动工兴建的有：基础课各教学楼、各系教学实验楼、校行政楼、各学生宿舍楼、各学生食堂、各实习工厂、动力机械制造系的锅炉实验室、草棚大礼堂、大操场等；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教职工宿舍楼群及食堂、商场——交大一村——位于教学区之东、大唐长乐宫之南。
新校园各建筑物施工前的探方密集程度，齐挥“洛阳铲”深探之情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城市。盖因唯恐损坏无法估价的古迹——中华古文明载体——造成无可弥补之损失耳！
由于基建进度神速，一九五六年秋，西安校园已具备了接纳新生入学的条件。于是，西迁第一届一年级新生2133人皆在西安报到。因当时草棚大礼堂尚未完工，开学典礼遂在市中心人民大厦——当时西北地区d*大礼堂隆重举行。低年级同学由上海迁来，高年级同学在沪继续学业。当然，部分基础课教职员工早已由上海铁路局安排的客运专列先期到达。
交大的西迁，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调整为主体西迁，这也是中央听取各方面意见、考虑各种因素后的决定，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决断处理的。
一九五七年春，全国性的“大鸣大放”中，交大校园内对西迁也有议论。同年五月间直至28日，周总理多次听取汇报、接见师生代表。6月4日周总理指示：“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要把交大办好”，还口头批示：“同意搬，必须留一个机电班底，以为南洋公学后续”。9月5日，周总理正式致函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函告批准交通大学迁校调整方案，要求即明令公布。同时批示：“西安21个专业，上海15个专业”。
周总理致杨部长函中的“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再正式函告批准”，具体化为：上海造船学院就地并入、整体回归了交大；西安动力学院在西安也整体并入交大，因地处咸宁西路之北，故称“北区”。
运输起重机械系等个别系，迁回上海，与尚在上海的各系及回归的船院，共同构成为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自此，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的称谓，保持到一九五九年。此后，正式分家，以利各自的发展和管理，校名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一九五七年九月，西迁的第一批基础技术课与专业课老师，乘上海铁路局安排的专列，平安抵达西安。其中就有z*年轻的西迁教授陈学俊、袁旦庆伉俪，偕二子二女举家西迁。陈家把南京西路国际饭店左近牯岭路上的房产交给政府，孩子在西安搭老乡马拉粪车清晨进城上学，精神何等可贵！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旬，校方组织了于1956年由原上海造船学院录取的机械类专业学生，参观上海柴油机厂全生产工艺流程，并以完全自愿为前提给出两种选择：留沪或赴西安就读动力机械制造系各专业。九月末时，共有近30人自愿“小西迁”，并全部到动力机械制造系各专业报到，成为插班生。
一九五八年初登载在《人民画报》上的，全国摄影获奖作品中的新闻照片题名“教授新居”，以孙成璠教授在交大一村家中喜挂相片镜框为核心主题。这也含有充分肯定老师们拥护中央决定积极西迁之寓意吧！孙早年留学德国，教授我们金属工艺学——基础技术课程，还用带回的电影默片放映鲁尔钢厂轧制无缝钢管的动态实景。孙蓄须，喜着黄褐色皮夹克，在校园内总是不慌不忙地骑着德国倒轮闸自行车代步，颇具西洋派儒生风度。
记得当年，《德华大字典》的编纂者、交大朱公瑾一级教授，来西安给研究生讲授数学时，教室竟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时传为美谈。
在西安校园里体育馆等基本建设项目陆续实施的同时，若干系的高年级同学从上海相继迁来西安完成学业。
当年亲历交大西迁的师生，如今年龄几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亲历当年交通大学大西迁的老师们，即使是其中z*z*年轻者，也都年逾八旬；而同学们则也在八十周岁上下喽！
那么，当年亲历西迁的同学中，有没有年臻九旬者？答案是：确实有的。这岂不是年龄堪与老师相比了？这又是有着怎样的原委呢？
曾和笔者同一小班、一九五六年在西安入学的调干生、老压缩61班江苏镇江籍郭孝礼同学，一九四九年北平刚解放即以北平大学一年级学生身份投身革命，参军南下，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学员，今年即满九十周岁矣！一九五六年时同学们就无一例外地尊称老大哥郭孝礼同学为“郭老”，其实尚不满三十周岁哩。而今，则确已是名副其实的郭老了！一九六一年毕业分配工作，郭和江苏丹阳籍的潘秋生同学皆至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报到。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不上课的几年和下放原商业部洛阳制冷机械厂劳动后，郭、潘都转入当时的商业部设计院（后来的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并皆成长为杰出校友。
交大西迁精神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远不只是交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教育界、科技界、实业界值得景仰的精神丰碑！
交大西迁精神内涵丰富，覆盖了多个层面。诸如：
国家利益至上的全局意识，小我服从大我。
奋斗、奉献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怨无悔。
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典型之一：人们很容易发现，动力系的东三楼比其他楼明显矮了一截，体量小了一块。这是当年动力系主任、中共党员朱麟五教授既满足教学、实验需求，又节省经费的结果。典型之二：草棚大礼堂，蔚为壮观，非常实用，却耗资甚少。以窄木条凳为座，可脚踏黄土地面，而视线却无阻。开大会、看电影、看话剧和节目表演，尽在其中。对1956年入学的西迁s*届一年级新生而言，1961年9月中旬在此听过人事处林星处长的毕业分配工作总结报告后才暂惜别。
生活的不方便，让位于事业的需要——当年从国内z*大、z*现代化的上海市，来到西北s*府西安，差异可谓不小。对于从未离开过上海的部分师生而言，更是如此。上海人能想象得到，那时西安z*宽的东大街，电线杆是立在马路中心线上的吗？
……
西安交通大学历届毕业生逾二十五万人之众，且百分之四十在西部勤勉工作；历年涌现出了三十三位两院院士，其中一半在我国西部为国拼搏。
这些数字充分证明了，当年中央对交大西迁的殷切期望，西安交大、交大人已经实现，可以无愧地告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天之灵！
发扬交大西迁精神，为圆亿万人民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交通大学西迁精神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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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高等学府从沿海迁往内地的悲壮而成绩显赫之举，系世界上一个国家爆发全面战争时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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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西北联合大学（陕西汉中）、暂驻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迁到重庆的交大、一路流动的浙大、自南京西迁的国立中央大学……九旬爱国老人马相伯率领西迁的复旦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厦门大学，这些内迁高校都延续并发展壮大了中华文脉，国之栋梁、优异人才迭出，若干学术领域的科研成果竟然不落后于国际。例如：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李约瑟博士，实地考察了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的浙大后，极其惊讶地发现，在条件极其艰苦、实验设备物资贫乏的情况下，中华学人竟然在理论物理、生物遗传学等尖端领域，拥有世界级科研成果。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专家，也是一九五二年认定美军在朝鲜半岛实施细菌战的国际调查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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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中央作出交通大学西迁的决定，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全面完成之后，正值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中，还在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朝鲜战争停战之后。
中央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决策，战略意义深远。这不仅关乎全国教育系统高等院校的战略布局，同时和大西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机电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我国的战略纵深在大西南、大西北，西部发达了国家方能屹立。为何不搬迁更多的学校，单单只迁移交通大学一家？这是中央对交大、对交大人的高度器重和信赖，确定交大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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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的西迁，其实经历了数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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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春，全国性的“大鸣大放”中，交大校园内对西迁也有议论。同年五月间直至28日，周总理多次听取汇报、接见师生代表。6月4日周总理指示：“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要把交大办好”，还口头批示：“同意搬，必须留一个机电班底，以为南洋公学后续”。9月5日，周总理正式致函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函告批准交通大学迁校调整方案，要求即明令公布。同时批示：“西安21个专业，上海15个专业”。
周总理致杨部长函中的“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再正式函告批准”，具体化为：上海造船学院就地并入、整体回归了交大；西安动力学院在西安也整体并入交大，因地处咸宁西路之北，故称“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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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奉献精神，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怨无悔。
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典型之一：人们很容易发现，动力系的东三楼比其他楼明显矮了一截，体量小了一块。这是当年动力系主任、中共党员朱麟五教授既满足教学、实验需求，又节省经费的结果。典型之二：草棚大礼堂，蔚为壮观，非常实用，却耗资甚少。以窄木条凳为座，可脚踏黄土地面，而视线却无阻。开大会、看电影、看话剧和节目表演，尽在其中。对1956年入学的西迁s*届一年级新生而言，1961年9月中旬在此听过人事处林星处长的毕业分配工作总结报告后才暂惜别。
生活的不方便，让位于事业的需要——当年从国内z*大、z*现代化的上海市，来到西北s*府西安，差异可谓不小。对于从未离开过上海的部分师生而言，更是如此。上海人能想象得到，那时西安z*宽的东大街，电线杆是立在马路中心线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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